小张是某买菜平台的外卖员，负责食品生鲜配送，但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去年10月，小张和3名同事因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拖欠工资等原因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申请仲裁，要求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支付拖欠工资、加班工资以及经济补偿等。经过调解员多达5轮的沟通，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小张等人收到了经济补偿6万余元，并于当天撤诉，案件得以圆满调解。

　　这是厦门市总工会驻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工作站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的一个成功案例。从去年6月起，厦门市总工会驻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工作站试运行，截至2023年5月12日，成功调解631件，为600多名职工挽回损失近1400万元。

　　为把矛盾纠纷处置在早、化解在小，减少劳动者的维权成本，由厦门市总工会引入专业调解机构，常驻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并设立了调解工作站。引入调解工作站后，职工来申请劳动仲裁时，会由调解工作站专业人员先行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直接签署调解协议，并交由仲裁机构对调解协议进行仲裁审查确认，符合仲裁审查情形的会出具调解书；调解不成功的，调解工作站工作人员会将案件材料流转至仲裁机构，自动转入仲裁程序。一站式服务的劳动纠纷化解模式，为职工维权按下“快进键”。

　　伴随着新业态的发展，产业结构、用工形式的变化，新业态用工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也呈增长态势，调解难度明显上升。

　　“近年来，到调解站寻求帮助的网红主播、外卖员等新业态劳动者数量有所增多。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关系较难确认，因此缺乏相应的保障。”调解员朱婷婷说道。据了解，新业态的“平台型”服务往往通过分包或层层转包的方式将业务承包出去，由此，将会涉及平台派单、配送公司管理、劳务外包公司支付工资的情形。新业态劳动者往往分不清与哪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导致维权难度大、周期长。“对于这类无法认定的情况，调解的优势就凸显了，不仅能绕开一些扯不清的关系，往往还能使纠纷得到更高效的解决。”调解员路菲正是借助“调解”这一纠纷解决途径，为带货主播小紫与小芹讨薪32540元。

　　小紫与小芹曾是厦门某公司的带货主播，月薪8000元。和不少同行一样，她入职时与公司签订了《主播合作协议》，而并非劳动合同。两人入职工作一段时间后，公司一直以账户上没钱拖欠工资。在讨要多次无果后，小紫与小芹离开公司，并向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调解员路菲在收到案件卷宗并查阅之后，先向申请人小紫和小芹了解具体情况。之后，调解员又致电被申请人厦门某公司。公司负责人一开始否认劳动关系，后又以播出效果未达标，拒绝按照约定金额发放工资。调解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其他相关法规向被申请人明法析理。经过多次耐心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了两人的工资，这一案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真的太感谢你们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拿回辛苦打工钱。”小紫和小芹心里充满感激。

　　“如果走法院的诉讼渠道，时间比较长，程序步骤比较多。通过调解可以及时化解纠纷，提高调解成效、方便职工，降低职工维权时间成本。”厦门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副部长曾元颖介绍，调解完成后，最快30分钟内，就可以拿到由仲裁机构出具的调解书。调解书具备法律效力，当一方未按约定履行的，另一方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针对双方无法到现场签订调解协议的情况，调解站还创新“线上调解+仲裁审查”方式，为调解“远程赋能”，让劳动纠纷在“云端”化解。（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市总工会全媒体中心 林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