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到账了！终于能回家过年了！”2月9日下午，余刚（化名）盯着手机银行里的到账通知，长舒一口气。这一天，距农历除夕只剩一周时间。

　　就在十几天前，余刚还在为被拖欠的4万多元工资夜不能寐。而从求助到全额拿钱，历经4轮“讨薪接力”。

　　项目结束了，工资没着落

　　余刚于2024年9月一家建筑工程公司，担任项目安全管理员。双方约定试用期工资7500元，转正后8500元。但从去年5月起，公司开始拖欠工资。同年9月底，公司不仅未提前通知，还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

　　“老板承认欠钱，就是一直说没钱。”余刚说，和他有类似遭遇的工友还有七八人。项目已经结束，他和工友们多次讨要无果，无奈之下，今年1月13日，他走进同安区劳动仲裁寻求帮助。

　　调解员接手后发现，这案件并不简单。

　　余刚所在建筑工程公司是劳务派遣公司，其工程项目是由A建设公司和B工程单位共同承包。劳动关系与用工关系“两张皮”，让维权变得扑朔迷离。

　　起初，A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态愿意“承担部分金额”，但两天后便改口：“这是建筑工程公司内部员工的事，跟我没关系。”建筑工程公司的负责人则坦言资金困难，提出分期三个月支付，被余刚一口回绝：“我等钱回老家过年，不能再拖了。”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协议签了，却没按时到款

　　1月24日，经过调解员反复沟通、利弊分析，建筑工程公司的负责人终于松口，同意全额一次性支付。1月28日，双方约定1月30日上午在调解室签署协议。

　　然而，1月29日下午，建筑工程公司的负责人临时告知“相关部门检查，无法到场”。调解员紧急协调，将调解延至2月2日。2月2日一早，财务又发来消息：“能不能再推迟？”

　　“职工在等钱回家过年，不能再拖了。”调解员再次连线多方，最终说服对方委托财务人员代为办理。当天上午，双方坐在调解桌前，却又因高温补贴核算问题当场“杠”上了。经过近一小时现场核算、说理、协调，最终确认调解金额44698元，约定2月5日一次性转账。

　　2月5日，余刚的手机静悄悄的。他拨通电话，对方称“会安排”，再问何时到账，便模糊回应。微信不回，短信不接。

　　“不是签了协议吗？怎么又不给了？”余刚声音里透着急切，再拿不到钱，他就赶不上回老家的车票。

　　2月9日上午，工会调解员再次出手。一边指导余刚调整沟通话术，一边多次致电：“职工几个月没收入，借钱在厦门等这笔钱过年。协议签了不履行，对企业信誉也是损害。”当天下午3时50分，余刚发来微信截图，“已全额到账。”

　　这起案件牵扯之广，让调解员都感慨“少见”。从项目建设单位到业主，从总包到劳务外包公司，从本地股东到外地挂靠单位，前前后后涉及9家市场主体。每一层关系背后，都是责任推诿与资金缺口的叠加。余刚的讨薪路，最终画上句号。（市总工会全媒体中心 林依静）